走向公正和谐之路/陈冲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53:07 浏览: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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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正和谐之路
─以ADR视角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陈冲
内容提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本文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审视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了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并着重就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之一司法ADR进行了论述。最后指出，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
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的解决是社会的内在需要。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方式，有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协商、交涉、和解，也有外力介入的调解、仲裁、行政决定直至审判。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礼治”“无讼”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发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迎合了这种历史传统，在建国后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转型，人民调解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被西方法学家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已蜕变成了“昨日黄花”。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当代西方社会对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俨然已视调解为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本文愿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来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
ADR乃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可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既包括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也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调解，也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定。西方国家推行ADR，主要缘由于应对“诉讼爆炸”而引起的司法危机，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社会需求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更多选择权”。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主要可分为：（1）民间团体或组织的ADR，如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2）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消费者协会调解等；（3）司法ADR（又称法院附设ADR），即虽不同于审判，但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或在法院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制度。按上述分类，人民调解应当归为民间团体ADR，而诉讼调解可类归为司法ADR（我国的诉讼调解严格意义上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下文将专门论及）。
一、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各自功能及关系
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人民调解与诉讼最大共同点在于均是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本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
1、是否具备强制性不同。人民调解最大的特征是群众性和自治性，而诉讼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纠纷的干涉。
2、是否具有终局性不同。作为人民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的裁决结果则具有最终性，即一个纠纷经过诉讼解决以后再也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范围方面存在诸多重合，但也有诸多不同。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由此我们看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有相当部分如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村民间的婚姻纠纷、财产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重合的。但两者受案范围也有诸多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民调解受理纠纷，不具备诉的要件，不能纳入诉讼范围。而相当一部分技术性、专业性纠纷，则不宜纳入人民调解范围。
4、程序的便利性、纠纷解决成本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诉讼具有的正式性和规范性，加上“程序正义”的要求，都使得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严格，甚至很繁琐，因而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而相较而言，人民调解则没有强制性规定，比较灵活自由，强调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程序上简单、快捷，省时、省心、省力。
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虽有诸多区别，但因两者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重合，从ADR理论角度审视，两者又存在联系。人民调解作为诸多ADR中的重要方式之一，系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而诉讼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能有效减轻诉讼的负荷。人民调解等ADR的成功运作，将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为人们的协商、沟通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能够使当事人通过法律的、道德的、习惯的手段，简便、迅速、高效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实现利益与效率的双赢。诉讼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一种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等ADR制度，不仅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正确定位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重要的ADR方式，如何正确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位置，使其与诉讼能有效衔接，诉讼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其与人民调解等ADR能正确衔接，是当前一重要理论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为，运用ADR理论，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命题，目前两者衔接上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人民调解的正确定位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大量婚姻、家庭、侵权纠纷解决在基层，通过沟通和说服，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融洽。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诉讼职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发挥自身职能。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群众性等民间调解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不是一种万能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不能替代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效的ADR形式，更不能以牺牲、剥夺当事人诉权为代价，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
诉讼的正确定位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第一道防线或唯一一道防线。首先应当承认，诉诸法院的权利对公民而言系一种宪法权利，这种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解决，相反我们应在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
目前，诉讼与人民调解等ADR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成因有制度层面上的（典型如道交法将原行之有效的行政调解程序弱化），也有操作层面上的（典型如劳动仲裁的运行现状）。人民法院在当前应按肖扬院长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精神，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衔接上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避免将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的倾向。法院立案部门在诉前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是必要的，但是否采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不能强制当事人采用。二是避免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绝对化倾向。有学者建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这种建议是绝对有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依法负有审查监督之责，在审查中应注意维护人民调解的威信，但不等于人民调解协议全盘有效，对于确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无效情形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三、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
司法ADR是ADR的一种形式，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也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司法ADR的设置理念与ADR理念是一样的，“如果纠纷能以替代性方式在诉前得以化解，则诉讼则是多余的。如果纠纷在进入诉讼后，能以某种方式在审前得以化解，则审判则是多余的”，诉讼程序被细分为审判程序与非审判程序。司法ADR的种类有很多，但最普遍的司法ADR形式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英、美、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被普遍地采纳。我国诉讼程序中也有类似的ADR形式，即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它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调审合一的现状、法院的考核机制、法官的调解偏好，强制调解、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等违反当事人合意现象的发生，曾使调解制度一时备受责难。事实上，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法院近年来较高的调解率也可见一斑，不过应对其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理想的模式是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调解程序不能对不接受调解的当事人作出实体上的不利处理。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审前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这是邀请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替代工作所无法具备的。
让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国内已有法院付诸实践，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还有如江苏响水法院将人民调解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1、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替代，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法院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法院可以腾出力量指定专人负责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2、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可形成对人民调解员的长期轮训新机制；3、人民调解员在司法ADR程序中参与诉讼调解，实现了人民调解诉讼替代工作与诉讼活动衔接的零距离，消除了中转环节，打破了信息交流与工作衔接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使得人民调解工作与诉讼活动的衔接更具有操作性；4、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入调解过程中，能有效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势，使调解结果更加贴近民众，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真正妥善的纠纷解决往往不易获得。因此，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两调衔接，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微观角度探讨衔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能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审视，两调衔接的视野显然将更加开阔，意义也将更为重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工作的通知
2003年8月19日 国税函[2003]9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根据各地在增值税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工作中反映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销售折让以及原蓝字专用发票填开错误等情况，视不同情况分别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销货方如果在开具蓝字专用发票的当月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发票联和抵扣联，而且尚未将记帐联作帐务处理，可对原蓝字专用发票进行作废。即在发票联、抵扣联连同对应的存根联、记帐联上注明“作废”字样，并依次粘贴在存根联后面，同时对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的原开票电子信息进行作废处理。如果销货方已将记帐联作帐务处理，则必须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负数专用发票作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不得作废已开具的蓝字专用发票，也不得以红字普通发票作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
销货方如果在开具蓝字专用发票的次月及以后收到购货方退回的发票联和抵扣联，不论是否已将记帐联作帐务处理，一律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负数专用发票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不得作废已开具的蓝字专用发票，也不得以红字普通发票作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
（二）因购货方无法退回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销货方收到购货方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的，一律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负数专用发票作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不得作废已开具的蓝字专用发票，也不得以红字普通发票作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
二、根据《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287号）第十九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结帐日进行结帐，不得提前或者延迟。
年度结帐日为公立年度每年的12月31日，半年度、季度、月度结帐日分别为公立年度每半年、每季、每月的最后一天“，凡结帐日与该条例规定不符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按照该条例规定计算当月销项税额。
三、企业在当月填报的专用发票抵扣数必须是上月收到并经认证的专用发票抵扣联税额汇总数。这些发票应在上月10日至3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如果在当月申报期内认证的，也应是上月收到的发票。认证窗口或纳税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在办理纳税人认证时，要注意这一点。
四、对“票表稽核”比对不符问题处理办法通过“票表稽核”发现纳税人申报异常，这是“一窗式”管理的成效。发现异常，要及时查明原因，并视不同情况处理。
（一）关于纳税人操作开票子系统作废不成功，造成申报数据小于防伪税控报税数据的问题，即纳税人当月只对纸质专用发票进行了作废处理，但对开票系统中的电子发票未执行作废操作或操作不成功，从而造成当月申报数据小于防伪税控报税数据。
对于这种情况，税务机关要告诉纳税人如何进行作废操作，以免出现差错。纳税人在填写申报表时，必须自己核对IC卡记录数据，如有作废发票，而又不会对电子发票进行作废操作，申报数小于IC卡数时，在申报时应附上“说明”。纳税人对于因客观原因，出现“两个比对数字”不符时，都应附上“说明”。对于开票系统中发票存根联未执行作废操作或作废不成功的，税务机关应进行登记，并受理纳税申报。次月纳税人按照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方式在开票系统中开具负数发票，由此出现当月申报数据大于防伪税控报税数据，税务机关应当与上期所记录的情况进行核对，核对相符后受理纳税申报；核对不符的退回纳税人调整相符后重报。
（二）关于纳税人结帐日与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报税区间不符，造成报税数据与申报数据不符问题。企业结帐日必须按《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规定确定。在受理申报时发现不符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责令其在下月申报时必须改正。在下月办理其申报纳税时，如果又发现因这个问题造成比对不符，应将纳税申报退回纳税人，责令其按照规定的结帐日调整销项税额后重新进行纳税申报，并要按《征管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三）对于“票表稽核”不符的“异常”申报，在法定纳税申报期限内能够修改完成的，可以由纳税人修改后重新申报。在法定纳税申报期限内来不及修改完成的（如月上旬最后1、2天来申报的），可先行受理其纳税申报，同时责令其限期将差额部分补报。对因此而导致逾期申报的，凡有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不予处罚。
五、为了金税工程增值税征管信息系统运行的安全，总局已多次发文通知各级税务机关不得擅自开发与金税工程增值税征管信息系统有关的软件，尤其是不得擅自开发网上抄报税软件，凡已开发的必须停止开发，但目前仍有少数地方的税务机关尚未停止开发网上抄报税软件。总局再次重申这一规定，要求凡开发网上抄报税软件的地方必须立即停止开发，已开发并投入使用的必须立即停止使用。对于在接到本通知后仍开发网上抄报税软件和继续使用此类软件的税务机关，总局将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六、已实现利用互联网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的地方，为方便纳税人了解申报结果，有问题能及时处理，其“票表稽核”工作应在纳税人到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纳税申报窗口办理防伪税控IC卡抄报税时，直接由受理纳税申报包括抄报税的工作人员办理，一般不要放在后台办理。对于利用互联网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的纳税人，可以在每月征期内进行防伪税控IC卡报税前的任何时间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电子信息。税务征收单位纳税申报受理人员在接受纳税人防伪税控IC卡抄报税时，应当与已通过互联网报送的纳税申报表进行“票表稽核”，比对审核相符的，即办理纳税申报；比对不符的即查问原因并做处理，或转“比对异常处理”窗口处理。要沟通前后台信息，使“申报纳税（抄报税）”窗口工作人员通过由电脑终端可读取纳税人网上申报的资料。
七、税务征收单位纳税申报受理人员在接受纳税人的申报资料及抄报税、认证资料后，不仅要在申报窗口进行“票表稽核”工作，还应当在申报窗口进行纳税申报表栏次关系的必要的逻辑审核工作，不得将逻辑关系审核工作放在后台进行。对逻辑关系不符的，应当退回纳税人重新填写。
八、为了有利于各级税务机关集中精力做好“一窗式”管理工作，对于因为培训工作跟不上或者征管软件税务端接收功能还未修改完成，目前还没有推行新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办法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适当延迟实施，待各方面准备就绪时再正式使用新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办法，最迟不超过年底。在实行新增值税纳税申报办法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仍按原申报办法申报纳税，对原申报表或附表，只要列明专用发票销项总额和经认证的专用发票抵扣总数，能进行总数比对即可。对于已让企业按新表申报，而税务端接收软件尚未修改的，要尽快修改，能接收新表，尽量不要让纳税人同时报新旧两套表。
九、目前，有些地区实行纳税人先缴税，再进行纳税申报的制度，这种作法不符合纳税申报管理的基本要求，不利于加强增值税征管，也给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均造成不便。因此，凡实行先缴税后申报的地区，必须尽快改为按照纳税人先进行纳税申报，经比对审核后再缴税的制度申报纳税。
十、税务机关要认真分析近两月实施“一窗式”管理的情况，对于“比对异常”问题，凡属纳税人填报差错的，都要及时告诉纳税人改正，并要举一反三，使其他纳税人也能注意正确申报。要进一步搞好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辅导工作。不仅要在办税服务厅张贴公告，更重要的是事先向每一个纳税人发放详细的宣传辅导材料。要向纳税人讲明如何进行纳税申报，应该包括哪些资料，如何真实填写纳税申报表，纳税申报表中有关数字的逻辑关系，申报表的比对项目与认证数和抄报税数的勾稽关系，如何处理作废票、红字票、负数票等特殊问题，实行网上申报或磁盘申报的纳税人如何办理申报纳税等等，方便纳税人准确申报纳税（包括抄报税和认证），以免发生差错。
以立法和技术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
（石家庄铁道学院 苏喜娥，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网络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和特点具有独特的魅力，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消费方式和竞争方式。对于网络媒体文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加强网络基础设计建设和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利用技术控制作为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以此来预防网络犯罪，净化网络空间。
关键词：立法；网络媒体；技术控制
网络媒体，虽然有不同的含义，但现在一般指互联网，它是由Internet音译而来的，又称为互联网、计算机互联网等。网络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以及人际交往和沟通方式，为文化传播与发展方式的突变和飞跃创造了条件，甚至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轨迹，使其具备了许多新的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即网络媒体文化。[1]由于网络媒体发展迅猛，与传统社会文化形态差异很大，一时无法从传统文化规范的角度制定有效的网络媒体文化规范，因此如何加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已经被有关部门提到重要议事议程上来。
在现实社会，社会主流文化以民族、国家为载体，处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持之下，其发展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但是网络媒体文化的载体是网民所认同的开放性网络社区，它跨越了主流文化的民族、地域（国度）、制度界限，缺少凌驾其上的、统一的文化控制机构。但是这不能说明网络就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网络毕竟是有其物质基础，有其组织机构或（作为个体的）行为人，而行为人是特定社会中的人。因此，对于网络的文化控制是可能的。
此外，网络媒体文化虽然处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的交汇之中，但是其中具体形态的文化都不可能是超越民族的。对于网络使用要有必要的规范，对于违规甚至犯罪行为要实施必要的惩处，以有效控制越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强行控制。
法律和道德如影随形。道德是内在约束力量，是自律，诉诸人的情感、意志，是一种“软控制”；法律是外在约束手段，是他律，是强行控制。二者配合才能使公民全面、完整地遵守社会规范。一般来说，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都是不合道德规范的（至少对于制定法律的社会而言），而严重违反道德准则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触犯。[2]因此，健全有关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对于防范网络犯罪、警示网络道德失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㈠我国网络媒体法规的现状
我国党和政府所大力维护的公民自由权利不是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是有限度的自由，是以保障他人权利为前提的自由。随着网络技术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网络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等问题日益突出，对网络加强管理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自由，必须要加强对网络传播的管理，并使其走上法制化道路。因此，对网络媒体文化良性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网络媒体文化的法律界限和规范、网络媒体文化控制的结构、作用和功能等，都应该深入研究。
我国于1987年成立了国家信息中心下设的政策研究室，专门研究信息法规问题。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其下设的“法规组”在我国信息化立法和制定相关法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制定并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有：80年代初，我国公安部开始成立计算机安全监察机构，并着手制定计算机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1988年9月5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9年公安部发布了《计算机病毒控制规定（草案）》，开始推行计算机病毒研究和销售许可证制度；1991年5月24日通过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2年4月6日机械电子工业部发布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1994年2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6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 我国境内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条件、方法及处罚办法等。经过一年多的实践，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对暂行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正。1997年12月11日，国务院又批准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并由公安部于同年12月30日发布执行。1998年2月13日，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该规定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1997年10月1日颁布的新《刑法》补充了计算机犯罪条款。除此以外，《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标准化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公安部的一些颁布规定中，都有保障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康应用的有关条款。目前国家正在着手修改《著作权法》，针对日益增多的网络犯罪，公安部去年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监察局，一支“网上警察”队伍正在形成。
2007年1月23日下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和管理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二是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加强高品位文化信息的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推动网络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三是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四是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五是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3]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网络媒体文化的法律环境保护正在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轨道。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的网络法律，使得司法部门对新的侵权诉讼和犯罪处罚缺乏必要的、及时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网络法制建设的重视可以说明，党和政府有决心为网络媒体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网络法制建设正在逐步完善。不断健全的法律法规将有效地规范我国公民网上行为，对公民网络道德伦理的推进具有积极意义。
㈡技术控制是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
通过技术途径对抗网络空间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及越轨形态文化的危害，整治网络媒体文化失衡的弊病，这种控制方式可以看作对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
网络是对技术依赖最深的传播媒介，网络道德问题也与其技术特点有直接关系。相应的，对于网络道德失范的控制防范也必然要诉诸技术手段。即使是对严重失范行为进行法律制裁，也需要技术手段进行侦破、取证、量刑。可以说，这是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以及社区、家庭对公民网络行为实施社会控制的落脚点和重要实现方式之一。
计算机安全系统的建设是直接有效的途径，它能够防止一些攻击网络系统、盗取信息资料、进行网络病毒制作传播等黑客行为，能够制约一些网上恶意报复、网上隐私权和著作权侵犯行为，甚至还能过滤不文明用语、反动言论、黄色图片和视频信息等。对于网络道德问题的受害者，这也是有效的保护措施。
自1996年国际环球网联合会投入使用的“互联网络内容选择平台”的监控软件开始，各国都以技术监管作为清除网络不良信息、抵御网络突发侵袭的可行、有效的控制手段。这其中主要包括：（1）程序监管技术，如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查的集成系统单元），用以协调、监控网络；（2）设置网络审计标准，如IMF建立“通用会计准则”（FASB）和“标准审计公司”（SAS），联机网络数据新标准等，用以进行身份确定：（3）预设防范“滤网”，如采取“停板制度”（Circuit-breakers），设置“正常波动带”（Nomalband），提高保证金比率，设定EDI的路径（“本单位——数据通讯网——商业伙伴的计算机”），在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中预先设定“共同的规定”，用以谋求资讯主导配置权和控制网络权；（4）埋设跟踪程序，如Microsoft的“视窗脚印”，用以追查网络越轨者的行踪，并加以惩处。通过技术控制技术，使得网络控制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
目前，在计算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方面，我国信息安全专家已经提出：密码是核心，协议是桥梁，体系结构是基础，安全集成芯片是关键，安全监控管理是保障，检测、攻击与评估是考验。[4]在基础设施尚未建设的情况下，常常采用两类技术：第一：公开秘钥与数字签名结合；第二，利用防火墙技术，在集团网络与整个因特网之间装上一个保护层。此外，有关机构还开发了高科技防黄毒软件，例如“五行卫士”，采用终端屏幕监控手段，能够使计算机识别黄色内容，进而把它屏蔽。此外，新型的DRM（Digital Rights Menagement）技术对于数字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起到了保证作用。这些手段都为净化网络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有助于为公民的网络生活提供良好的虚拟环境。
参考文献：
[1]殷晓蓉.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3-130.
[2]李钢，王旭辉.网络文化[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90-99.
[3] http://news.tom.com/2007-01-24/OI27/39865809.html
[4]张春江，倪建民.国家信息安全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