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行“国家海洋局专业技术训练制度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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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国家海洋局专业技术训练制度暂行规定”
试行“国家海洋局专业技术训练制度暂行规定”
1978年2月25日，国家海洋局
遵照英明领袖华主席“依靠群众，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指示，为更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训练方针原则和华主席关于加强训练的号召，加强和改进训练的组织领导，提高训练质量，保证海洋事业大干快上，现下发“国家海洋局专业技术训练制度暂行规定”，望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认真试行。
国家海洋局专业技术训练制度暂行规定
一、训练会议：
局、分局、船大队、直属分局的大型船只，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年度专业技术训练会议，总结上年度训练工作，布置新年度训练任务，提出完成任务的要求和措施；年中召开训练座谈会，检查半年训练情况，交流经验，调整年度训练任务。训练会议可结合海洋工作会议进行。
机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站、总台的专业技术训练应列为年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单位应定期分析训练形势，研究安排训练（业务学习）实施计划，大队及大队以下技术勤务分队至少每季度应进行一次。
二、训练指示、计划：
局下达年度训练指示。根据上级指示和局首长意图，提出各类单位总的训练指标和要求。分局、船大队、直属分局的大型船只、研究所、科研（工作）站、总台、中心海洋站应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拟定年度训练（业务学习）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各类专业人员的训练任务、指标、时间安排和主要措施。各项训练任务，均应纳入单位的年度工作计划，进行统筹安排。
各基层单位（船、艇中队、调查队、导航队、海洋站、研究室、机关科室及各种技术勤务分队），应制定科目（或阶段）训练（业务学习）实施计划。船还应制定周和昼夜训练实施计划。
船、队出海执勤，应制定执勤结合训练计划，专门出海训练计划，根据批准权限，提前上报审批。
训练（业务学习）计划应于年初按隶属关系上报。船大队、分局直属大型船只、调查队并报海洋局。报海洋局的训练计划，一式三份。
三、训练总结、报告：
局、分局、船大队、直属分局的大型船只，应进行半年小结和年终总结，并于七月上旬和翌年一月上旬分别上报，上报规定与训练计划同。研究所、科研（工作）站、总台的训练总结可与工作总结结合进行。
各单位有关训练调查报告、典型经验和专题总结（包括毛主席军事著作读书班、专业集训班、检查考核、执勤结合训练、远航、锚地集训、野营拉练、轻武器射击、游泳等），也应及时上报，上报规定与训练总结同。
每季度训练情况逐级报告，主要内容是任务、时间、进度、质量落实情况和经验体会，并应包括下列统计：平均训练日（专门训练时间）、平均结合训练日，集训班期数、培训人数（干部、战士分别统计），送代训人数（院校、训练团）见学实习人数（包括随在航船实习）等。各分局于季度终了十日内报局。
四、检查考核：
每个科目（或专题、阶段）训练结束后，应按训练大纲（或提纲、计划）要求进行考核、讲评。坚持船、付长、值更官、专业干部和专业人员独立工作（操纵）考核制度。
五、操练和操演：
船、各种技术勤务分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经常性的操演、操练和专业人员练习制度。
六、训练登记：
大队、船、各种技术勤务分队均应贯彻训练登记制度。登记的内容和要求按局颁发的训练登记薄（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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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之修改
曹新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例如，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的一场暴雨过后在网络上出现的“地铁瀑布”照片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图片著作权的诸多争论，并暴露出了《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缺陷。
一、问题的由来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将整个北京城区变成了“水城”。这场特大暴雨创造了难得一见的景观：地铁瀑布。这一景观被一位刚回国不久的杨某抢拍到并通过手机发布在微博上。次日，便有多家国内报纸等媒体刊发了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但其中只有两家获得了杨某的授权，一家标注了杨某的姓名，另一家还向杨某支付了报酬。对于这种未经授权擅自刊发其“地铁瀑布”照片的行为，杨某极为不满。[1]问题是，“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关于“地铁瀑布”照片的属性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第一，将该照片当作实景照片，是可版权客体，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杨某许可擅自刊载，侵犯了杨某的著作权。[2]第二，将该照片当作时事新闻，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任何报刊媒体都可以自由使用，不必经照片拍摄者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不构成侵权；[3]第三，该实景照片虽然属于时事新闻，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不可版权客体，但报刊媒体刊发时应当注明出处以遵守新闻报道规则。[4]由此可知，人们的争论来源于对时事新闻的不同理解，即时事新闻是否包括新闻照片或者图片等事实消息。
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仅仅是指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不包括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等事实消息，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不是时事新闻，而是摄影作品，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反之，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也可以是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可能是时事新闻，从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二、时事新闻之内涵和外延解析
从新闻学角度看，讨论时事新闻时必须注意其与时事性作品[5]的区别。时事性作品是新闻记者、时评家甚至是普通人士针对时事热点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以及国际事务等创作的作品。这种类型的作品既可以是人们公开发表的演讲、评论或者讲话，也可以是实地采访记录的事实消息、随机抓拍的实景照片、随手描绘的实景图片以及录制的现场声音或者影像。如果将这种类型的作品，不论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全部作为时事新闻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6]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解析，以明晰其界线。
（一）时事新闻之内涵解析
《著作权法》明确排除保护的对象是“时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时事新闻限定为“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因此，我国著作权法排除保护的时事新闻由主词（事实消息）加两个修饰词（媒体报道和单纯）构成。由此可知，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之内涵应当是用于媒体报道的、最新的、单纯的事实消息。
对于这种单纯的事实消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其限定于“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范围，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将其明确区别于其他单纯的事实消息。然而，根据著作权基本理论，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不涉及任何事实。对此《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１条作了明确规定。具而言之，不仅是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且任何单纯的事实信息都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如果将单纯事实作为素材进行了独创性表达，那么其就不再是单纯事实消息。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依据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为《伯尔尼公约》）。[7]该公约将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虽然《著作权法》使用的“时事新闻”术语与《伯尔尼公约》使用的表达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尤其在以“报道性”作为对单纯事实消息的限定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这种限定有所不明，因为这项限定词包含两种情形：一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二是不管以何种目的产生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如果这两种情形都能成立，那么不论以何种目的采编的单纯事实消息都应当属于排除对象。如果只是第一种情形成立，那么，除了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单纯事实消息之外的其他单纯事实消息就应当属于可版权对象。由此推之，不论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单纯事实消息或者时事新闻，因为他不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拍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属于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所以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时事新闻之外延分析
从新闻报道角度看，单纯事实消息应当是指仅仅由时间、地点、人物、事由和事件五要素之部分或全部构成的消息。新闻报道倘若包含时事新闻撰稿人或者新闻机构对事实进行的评价、评论或者分析等内容，就不是时事新闻。[8]不论《伯尔尼公约》还是《著作权法》，都没有对单纯事实作出限定。事实上，法律所指的单纯事实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事实，如经济事实和政治事实、国内事实和国际事实等。基于此，《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应当是由新闻五要素之全部或者部分简单排列组合而成的单纯事实消息。现实中的单纯事实消息，其表达方式可以是文字新闻、照片新闻、图片新闻、音像新闻、网络新闻等。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限定于语文著作（文字新闻），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新闻报道著作。[9]
综合考察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著作权法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基本相同，如《韩国著作权法》；[10]二是没有明确规定，通过采取个案裁判的做法来判断时事新闻能否获得版权保护，如《美国版权法》。[11]
根据时事新闻是由新闻五要素之部分或者全部简单排列组合构成之特征，一篇时事新闻报道如果只是由单纯事实简单排列组合而成，那么不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单纯的文字表达还是声音、图像、图片或者照片等的表达，或者是上述诸种表达形式的结合，只要其结果没有独创性，就是不可版权对象；否则，就是可版权的作品。基于这样的分析，《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文字新闻，也可以是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或者其他形式的新闻。但是，除文字新闻之外，其他形式的时事新闻是否为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则需要同时考虑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具有独创性的标的不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不具有独创性的标的则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
分析时事新闻外延时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作为著作权法排除对象的时事新闻是否需要考虑其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时事新闻是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没有涉及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是否新闻媒体的记者、通讯员或者工作人员。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独立的自然人还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只要采写或者采编的是时事新闻，尤其是单纯事实消息的文字性报道，就属于著作权法排除的对象。从立法本义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因此，对于时事新闻的外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著作权法》所指的时事新闻应当包括文字新闻、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以及上述诸种形式的结合，一般以文字新闻为主要对象。但是，其他形式的新闻如果具有独创性，则属于可版权对象；否则为不可版权对象。
三、对《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的修改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时事新闻的规定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内涵不清晰，二是外延不明确。时值《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笔者提出两种修改建议方案：
第一种建议方案：将“时事新闻”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删除，并且将《著作权法》第３条关于“作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凸显作品的“独创性”条件。
第二种建议方案：仍然将“时事新闻”保留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但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即适用于各种传播媒体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刊登、传播、转载者应当注明出处。
采用第一种方案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其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将“时事新闻”作为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而是以其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判断。具而言之，根据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时事新闻并非绝对是不可版权客体，能否产生著作权需要视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而定。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的这种安排至少有以下优点：
１．有利于版权作品条件的统一。可版权作品，除政府作品之外，其实质性标准就是独创性。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其他种类的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对于那些没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不必在著作权法中直接排除，而是以其不符合独创性标准而不给予著作权法保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２．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虽然《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或者新闻报道直接从可版权对象中排除，但现实表现是许多新闻媒体不是自己进行新闻采访或者较少进行实地新闻采访，而是直接从别人的新闻报道中拿来，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新闻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实地新闻采访单位的积极性，而且让许多新闻单位养成惰性，形成千篇一律的新闻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红的传媒集团，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时事新闻给予最有效的保护，它们的传媒人能够从实地采编的时事新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３．有利于减少纠纷。如前所述，时事新闻究竟是单指文字新闻还是同时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容易引起争论。如果将时事新闻直接从可版权作品中排除，就有可能将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对实地采访采编的新闻不给予著作权保护，造成无序竞争。更重要的是，自然人个人随即抓拍的时事新闻，也可能被当作普通时事新闻而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进而导致纠纷的产生。而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可以减少这类纠纷。
《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是，如此规定由于过于笼统，被排除对象“时事新闻”可能包括除文字新闻之外的其他新闻，如图片新闻、照片新闻等，因此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的规定虽然也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具而言之：首先，将被排除的时事新闻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12]该项规定将排除对象限定于“语文著作”，因此不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其次，该项规定将被排除的文字新闻又进一步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这一限定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单纯，二是传达事实，三是新闻报导。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就是被排除对象。即使同时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具有独创性，也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
为避免排除范围扩大，第二种建议方案将被排除对象限定于“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激励新闻媒体重视实地采访采编，并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因为除文字消息之外的其他新闻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可以获得著作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也不可以被其他新闻媒体自由使用，而是必须注明出处。关于注明时事新闻出处的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作了规定，即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因此，第二种建议方案符合《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将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知，笔者提出的两种修改建议方案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具体理由如下：第二种建议方案是《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结合物，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但是，在《著作权法》不作明确的排除性规定时，某个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若能满足独创性条件，仍然有可能获得著作权保护。这既能对新闻单位进行实地采访采编发挥激励作用，也能减少时事新闻报道中的“拿来主义”。第一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不足就是必须在《著作权法》中明确定义作品的独创性，而且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可能面临著作权判断的问题，增加其他媒体的判断成本。第二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快单纯事实消息的传播速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可以共享文字新闻消息。
因此，上述第二种方案不仅符合《伯尔尼公约》，而且符合我国实际。更重要的是，该方案明确排除“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作为可版权客体的做法符合著作权理论上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以及著作权法只保护事实的表达而不保护事实本身的立法精神。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只是客观事实的排列，不能构成创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其他种类的新闻则是创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７条第２款第２项的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５条第１项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网络”这种传播形式，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令人遗憾。
注释:
[1] 参见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悦副教授认为：“传统媒体必须尊重照片作者的版权，在刊发之前要找到照片作者，这一态度不仅避免版权纠纷的出现，也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因为正如新闻报道中对被采访者的引语都有严格规定，对网络来源的照片，也必须确认其作者，这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和真实。”转引自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3] 《告别北川》是新华社记者因履行自己的职务而拍摄的照片。反映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事实，属于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参见李新海：《由“北京地铁瀑布”照片谈拍摄者的权利与义务》，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２ｌａｗｙｅｒ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１１６３１３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５－０３。
[4]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规定：“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据此对不注明出处者，应当追究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5]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6]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7]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１条第８款规定：“本公约给予的保护，不适用于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
[8] 参见《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５９２５９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9]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10] 参见《韩国著作权法》第７条第５项。
[11] 参见《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２、１０５条。
[12]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论人大监督职能的加强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定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人大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
曹新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即“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时事新闻，不仅著作权理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且在著作权实践中也难以找到准确答案，由此导致人们对时事新闻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例如，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的一场暴雨过后在网络上出现的“地铁瀑布”照片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图片著作权的诸多争论，并暴露出了《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缺陷。
一、问题的由来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北京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将整个北京城区变成了“水城”。这场特大暴雨创造了难得一见的景观：地铁瀑布。这一景观被一位刚回国不久的杨某抢拍到并通过手机发布在微博上。次日，便有多家国内报纸等媒体刊发了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但其中只有两家获得了杨某的授权，一家标注了杨某的姓名，另一家还向杨某支付了报酬。对于这种未经授权擅自刊发其“地铁瀑布”照片的行为，杨某极为不满。[1]问题是，“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关于“地铁瀑布”照片的属性存在三种不同见解：第一，将该照片当作实景照片，是可版权客体，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杨某许可擅自刊载，侵犯了杨某的著作权。[2]第二，将该照片当作时事新闻，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任何报刊媒体都可以自由使用，不必经照片拍摄者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不构成侵权；[3]第三，该实景照片虽然属于时事新闻，是著作权法明确规定的不可版权客体，但报刊媒体刊发时应当注明出处以遵守新闻报道规则。[4]由此可知，人们的争论来源于对时事新闻的不同理解，即时事新闻是否包括新闻照片或者图片等事实消息。
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仅仅是指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不包括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等事实消息，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不是时事新闻，而是摄影作品，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反之，如果著作权法所称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也可以是实景照片、图片新闻以及音像新闻，那么“地铁瀑布”照片就可能是时事新闻，从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二、时事新闻之内涵和外延解析
从新闻学角度看，讨论时事新闻时必须注意其与时事性作品[5]的区别。时事性作品是新闻记者、时评家甚至是普通人士针对时事热点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以及国际事务等创作的作品。这种类型的作品既可以是人们公开发表的演讲、评论或者讲话，也可以是实地采访记录的事实消息、随机抓拍的实景照片、随手描绘的实景图片以及录制的现场声音或者影像。如果将这种类型的作品，不论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全部作为时事新闻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6]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时事新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解析，以明晰其界线。
（一）时事新闻之内涵解析
《著作权法》明确排除保护的对象是“时事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时事新闻限定为“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因此，我国著作权法排除保护的时事新闻由主词（事实消息）加两个修饰词（媒体报道和单纯）构成。由此可知，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之内涵应当是用于媒体报道的、最新的、单纯的事实消息。
对于这种单纯的事实消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其限定于“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范围，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将其明确区别于其他单纯的事实消息。然而，根据著作权基本理论，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不涉及任何事实。对此《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１条作了明确规定。具而言之，不仅是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且任何单纯的事实信息都不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如果将单纯事实作为素材进行了独创性表达，那么其就不再是单纯事实消息。关于时事新闻规定的依据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为《伯尔尼公约》）。[7]该公约将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虽然《著作权法》使用的“时事新闻”术语与《伯尔尼公约》使用的表达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尤其在以“报道性”作为对单纯事实消息的限定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这种限定有所不明，因为这项限定词包含两种情形：一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二是不管以何种目的产生的“通过报纸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如果这两种情形都能成立，那么不论以何种目的采编的单纯事实消息都应当属于排除对象。如果只是第一种情形成立，那么，除了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写的单纯事实消息之外的其他单纯事实消息就应当属于可版权对象。由此推之，不论杨某拍摄的“地铁瀑布”照片是否单纯事实消息或者时事新闻，因为他不是以报纸等媒体报道为目的而采拍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属于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所以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时事新闻之外延分析
从新闻报道角度看，单纯事实消息应当是指仅仅由时间、地点、人物、事由和事件五要素之部分或全部构成的消息。新闻报道倘若包含时事新闻撰稿人或者新闻机构对事实进行的评价、评论或者分析等内容，就不是时事新闻。[8]不论《伯尔尼公约》还是《著作权法》，都没有对单纯事实作出限定。事实上，法律所指的单纯事实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事实，如经济事实和政治事实、国内事实和国际事实等。基于此，《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应当是由新闻五要素之全部或者部分简单排列组合而成的单纯事实消息。现实中的单纯事实消息，其表达方式可以是文字新闻、照片新闻、图片新闻、音像新闻、网络新闻等。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限定于语文著作（文字新闻），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新闻报道著作。[9]
综合考察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著作权法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与《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基本相同，如《韩国著作权法》；[10]二是没有明确规定，通过采取个案裁判的做法来判断时事新闻能否获得版权保护，如《美国版权法》。[11]
根据时事新闻是由新闻五要素之部分或者全部简单排列组合构成之特征，一篇时事新闻报道如果只是由单纯事实简单排列组合而成，那么不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单纯的文字表达还是声音、图像、图片或者照片等的表达，或者是上述诸种表达形式的结合，只要其结果没有独创性，就是不可版权对象；否则，就是可版权的作品。基于这样的分析，《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规定的时事新闻既可以是文字新闻，也可以是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或者其他形式的新闻。但是，除文字新闻之外，其他形式的时事新闻是否为著作权法所排除的对象，则需要同时考虑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具有独创性的标的不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不具有独创性的标的则属于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
分析时事新闻外延时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作为著作权法排除对象的时事新闻是否需要考虑其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时事新闻是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没有涉及采编人或者采写人是否新闻媒体的记者、通讯员或者工作人员。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独立的自然人还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只要采写或者采编的是时事新闻，尤其是单纯事实消息的文字性报道，就属于著作权法排除的对象。从立法本义看，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因此，对于时事新闻的外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著作权法》所指的时事新闻应当包括文字新闻、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以及上述诸种形式的结合，一般以文字新闻为主要对象。但是，其他形式的新闻如果具有独创性，则属于可版权对象；否则为不可版权对象。
三、对《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的修改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时事新闻的规定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内涵不清晰，二是外延不明确。时值《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笔者提出两种修改建议方案：
第一种建议方案：将“时事新闻”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删除，并且将《著作权法》第３条关于“作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凸显作品的“独创性”条件。
第二种建议方案：仍然将“时事新闻”保留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适用对象中，但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即适用于各种传播媒体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而刊登、传播、转载者应当注明出处。
采用第一种方案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其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将“时事新闻”作为著作权法的排除对象，而是以其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判断。具而言之，根据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时事新闻并非绝对是不可版权客体，能否产生著作权需要视其是否具有独创性而定。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权法的这种安排至少有以下优点：
１．有利于版权作品条件的统一。可版权作品，除政府作品之外，其实质性标准就是独创性。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其他种类的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应当依法自动产生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对于那些没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不必在著作权法中直接排除，而是以其不符合独创性标准而不给予著作权法保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２．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虽然《著作权法》将时事新闻或者新闻报道直接从可版权对象中排除，但现实表现是许多新闻媒体不是自己进行新闻采访或者较少进行实地新闻采访，而是直接从别人的新闻报道中拿来，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新闻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影响了实地新闻采访单位的积极性，而且让许多新闻单位养成惰性，形成千篇一律的新闻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红的传媒集团，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时事新闻给予最有效的保护，它们的传媒人能够从实地采编的时事新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３．有利于减少纠纷。如前所述，时事新闻究竟是单指文字新闻还是同时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容易引起争论。如果将时事新闻直接从可版权作品中排除，就有可能将有独创性的时事新闻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对实地采访采编的新闻不给予著作权保护，造成无序竞争。更重要的是，自然人个人随即抓拍的时事新闻，也可能被当作普通时事新闻而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进而导致纠纷的产生。而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可以减少这类纠纷。
《著作权法》第５条第２项关于“时事新闻”的规定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是，如此规定由于过于笼统，被排除对象“时事新闻”可能包括除文字新闻之外的其他新闻，如图片新闻、照片新闻等，因此在实践中容易产生分歧。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的规定虽然也近似于第二种方案，但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具而言之：首先，将被排除的时事新闻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12]该项规定将排除对象限定于“语文著作”，因此不包括图片新闻、照片新闻、音像新闻等。其次，该项规定将被排除的文字新闻又进一步限定于“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这一限定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单纯，二是传达事实，三是新闻报导。因此，在我国台湾地区，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就是被排除对象。即使同时满足这三个关键点的“语文著作”具有独创性，也被排除在可版权作品之外。
为避免排除范围扩大，第二种建议方案将被排除对象限定于“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激励新闻媒体重视实地采访采编，并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因为除文字消息之外的其他新闻只要具有独创性就可以获得著作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也不可以被其他新闻媒体自由使用，而是必须注明出处。关于注明时事新闻出处的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作了规定，即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因此，第二种建议方案符合《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是将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了整合。
由以上分析可知，笔者提出的两种修改建议方案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案，具体理由如下：第二种建议方案是《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结合物，与《伯尔尼公约》相一致。但是，在《著作权法》不作明确的排除性规定时，某个单纯事实报道的文字消息若能满足独创性条件，仍然有可能获得著作权保护。这既能对新闻单位进行实地采访采编发挥激励作用，也能减少时事新闻报道中的“拿来主义”。第一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不足就是必须在《著作权法》中明确定义作品的独创性，而且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可能面临著作权判断的问题，增加其他媒体的判断成本。第二种建议方案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快单纯事实消息的传播速度，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可以共享文字新闻消息。
因此，上述第二种方案不仅符合《伯尔尼公约》，而且符合我国实际。更重要的是，该方案明确排除“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作为可版权客体的做法符合著作权理论上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以及著作权法只保护事实的表达而不保护事实本身的立法精神。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单纯事实的文字消息”只是客观事实的排列，不能构成创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其他种类的新闻则是创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７条第２款第２项的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５条第１项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网络”这种传播形式，并没有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令人遗憾。
注释:
[1] 参见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悦副教授认为：“传统媒体必须尊重照片作者的版权，在刊发之前要找到照片作者，这一态度不仅避免版权纠纷的出现，也是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因为正如新闻报道中对被采访者的引语都有严格规定，对网络来源的照片，也必须确认其作者，这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和真实。”转引自杨丹：《“北京地铁瀑布”照片引发网络图片版权讨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ｈｏｔ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２８６３６８７＿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3] 《告别北川》是新华社记者因履行自己的职务而拍摄的照片。反映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事实，属于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参见李新海：《由“北京地铁瀑布”照片谈拍摄者的权利与义务》，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２ｌａｗｙｅｒ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１１６３１３２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０５－０３。
[4]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６条规定：“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据此对不注明出处者，应当追究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5]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6] 参见肖勇：《“时事性文章”应当受著作权保护》，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ｒｏｌｌ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８＿７５２１１７６．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５－０２。
[7]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１条第８款规定：“本公约给予的保护，不适用于单纯消息报道性质的日常新闻或各种事实。”
[8] 参见《新闻报道》，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５９２５９２．ｈｔｍ，２０１１－１２－０９。
[9]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10] 参见《韩国著作权法》第７条第５项。
[11] 参见《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２、１０５条。
[12]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９条第４项规定，“单纯为传达事实之新闻报导所作成之语文著作”不得为著作权之标的。
论人大监督职能的加强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定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人大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