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类报纸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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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3〕1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转变政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政府信息公开迈出重大步伐，取得显著成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知情、参与和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对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和正确引导舆情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公众期望相比，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等问题，易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增强公开实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
（一）进一步加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要以主动做好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妥善回应公众质疑、及时澄清不实传言、权威发布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为重点，切实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履职能力，完善新闻发言人工作各项流程，建立重要政府信息及热点问题定期有序发布机制，让政府信息发布成为制度性安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要围绕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要会议内容、国务院重点工作、公众关注热点问题，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建设成中央政府重要信息发布的主要场所。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出席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出席一次。国务院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利用新闻发布会、组织记者采访、答记者问、网上访谈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增强信息发布的实效；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增加发布的频次，原则上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依托新闻发布平台和新媒体发布重要信息的制度，并指导本级政府各部门和市、县级政府加强新闻发布工作，进一步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时效性，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
（二）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中的平台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通过更加符合传播规律的信息发布方式，将政府网站打造成更加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在网络领域传播主流声音。加强政府信息上网发布工作，对各类政府信息，依照公众关注情况梳理、整合成相关专题，以数字化、图表、音频、视频等方式予以展现，使政府信息传播更加可视、可读、可感，进一步增强政府网站的吸引力、亲和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要在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要针对公众关切，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政策法规解读信息，加强解疑释惑；对涉及政务活动的重要舆情和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要积极予以回应，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以及处理结果等，地方政府和部门负责同志应主动到政府网站接受在线访谈。拓展政府网站互动功能，围绕政府重点工作和公众关注热点，通过领导信箱、公众问答、网上调查等方式，接受公众建言献策和情况反映，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完善政府网站服务功能，及时调整和更新网上服务事项，确保公众能够及时获得便利的在线服务。加强政府网站数据库建设，逐步整合交通、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信息资源，以及投资、生产、消费等经济领域数据，方便公众查询。
（三）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新渠道。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尤其是涉及公众重大关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开通政务微博、微信要加强审核登记，制定完善管理办法，规范信息发布程序及公众提问处理答复程序，确保政务微博、微信安全可靠。
此外，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热线电话建设和管理，清理整合有关电话资源，确保热线电话有人接、能及时答复公众询问。
二、加强机制建设
（四）健全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机制，密切关注重要政务相关舆情，及时敏锐捕捉外界对政府工作的疑虑、误解，甚至歪曲和谣言，加强分析研判，通过网上发布消息、组织专家解读、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等形式及时予以回应，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消除谣言。回应公众关切要以事实说话，避免空洞说教，真正起到正面引导作用。有关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力度，重要舆情形成监测报告，及时转请相关地方和部门关注、回应。
（五）完善主动发布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针对公众关切，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发布权威政府信息，特别是政府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决策部署，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重要动态，重大突发事件及其应对处置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以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对发布的政府信息，要依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与有关行政机关沟通确认，确保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统筹运用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发布信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媒体的作用，扩大发布信息的受众面，增强影响力。
（六）建立专家解读机制。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组织专家通过多种方式做好科学解读，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有关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组建政策解读的专家队伍，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让群众“听得懂”、“信得过”。
（七）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与新闻宣传部门、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以及有关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建立重大政务舆情会商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政务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联动机制，妥善制定重大政务信息公开发布和传播方案，共同做好政府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三、完善保障措施
（八）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提高信息发布实效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做到政府经济社会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期盼融入政府决策和工作之中，努力增强提升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的“软实力”。地方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分管负责人要直接负责，逐级落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工作机构建设，已经设置专门机构的，要加强力量配置，把专业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人员配置到关键岗位，特别是要选好配强新闻发言人；尚未设置专门机构的，要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以及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有条件的应尽快成立专门机构，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同时，要为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参加重要会议、掌握相关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九）加强业务培训。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培训工作常态化机制，经常组织开展面向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等的专业培训，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解疑释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力。有关部门要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为公务员培训内容，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
（十）加强督查指导。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协同加强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平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督查和指导，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和管理办法，加强工作考核，加大问责力度，定期通报有关情况，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10月1日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新实践

王胜宇


　　（一）中国20世纪90年代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回顾中国2000年以前所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我们可以看到，1986年4月以前，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还没有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但其中规定有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惠国待遇标准等。1986年5月，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首次采用了国民待遇标准 “缔约一方应尽量根据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国民或公司以相同的待遇”。1982年以后的几年中，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
　　国家有80多个，但其中仅有不到十个协定规定了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中国与英国双边投资条约（1986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协定（1993年）等协定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但相关的条款数目很少，且其中内容也很抽象。1988年，中日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并且还规定 “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为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实际需要时，可以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实行差别待遇。” 1992年中韩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就其有关投资、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商业活动方面，应保证能够获得不低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此外，未对国民待遇的给予附加任何限制。这种实践在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下，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就在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从市场经济战略的高度提出给予外资国民待遇。1996年，中国与沙特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与国民待遇，并且规定可以选择适用两者中更优惠的原则。从以上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中可看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发展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进的。
　　（二）21世纪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2　　1世纪初期，中国加了世贸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广的范围内开放本国市场，同时中国政府还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能够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大致相符。2006年1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了投资待遇 “缔约各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和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2007年9月7日，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协定中第三条规定“在扩张、运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销售和其他对于投资的处理方面，每一个缔约方需在其领土内提供给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不低于在相似条件下其提供给本国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的待遇，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本条中第一款规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第四款还同时规定了最惠国待遇。以上两个双边投资协定都没有对国民待遇做出例外规定。
　　另外，中国也与芬兰、西班牙分别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协定中关于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与上面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类似。2005年，中国与葡萄牙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一方应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中葡议定书中同时还规定了 “中葡协定中的第三条第二款所指‘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购买原材料或辅料、能源或燃料、生产设备或操作工具的不平等待遇及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第三条中的‘待遇低于’。”
　　从以上的条约内容中可以看出：我国一般将国民待遇规定为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在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不仅规定了国民待遇，还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双边投资条约中仅仅规定了准入后国民待遇标准，而没有规定准入前国民待遇标准；国民待遇标准的范围相比以往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标准规定有所扩大，从中葡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出：投资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这一措辞，扩大了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这是发达国家在其双边投资条约中经常使用的；规定国民待遇标准的同时，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对公共利益都做出了例外规定：国家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标准可对外国投资采取差别待遇。中国今后缔结双边投资条约还将继续以往的谨慎态度，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入国内及流向国外的投资都有显著增长，其中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加迅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要考虑的也许就不止是外资在中国的国民待遇问题，还包括在外国的中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利益。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范围将会是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可能扩大到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但无论是给予外资怎样的国民待遇标准，都应该要基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而做出例外规定。
　　结 语
　　从21世纪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有逐渐放宽的趋势，但中国政府的缔约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在给予外资逐渐放宽标准的国民待遇的同时，又注重本国现实国情而做出许多保留。如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各项制度、机制都还有待完善。在这一阶段中，采取对在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缔约模式还不是时候。现在，中国正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谈判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笔者认为，中国不管在多大的压力或是诱惑之下，都应该在清醒认识本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选择签订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不能贸然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 ”原则，即宁愿不签，也不勉强接受不符合本国提倡的高保护标准的协定。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学习美国精明的谈判、缔约技巧。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以应该谦虚点，多多借鉴别国有益的经验。
　　最后，笔者认为，在投资自由化的浪潮下，在将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有限的国民待遇标准模式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仍然是中国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并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